深夜十一点，省委办公楼大多数灯光都已熄灭。只有顶楼一间办公室还亮着，窗帘紧闭，屋内光线昏暗。侯亮平敲门进来，看到沙瑞金端坐在办公桌后，面前放着一个已经磨损的牛皮纸卷宗，外面用棉线缠了好几圈。台灯把他的脸照得明暗参半。

“坐下。”沙瑞金把卷宗推过来，“这个，我压了六年。”

侯亮平伸手接过，手指刚触到纸面就感到潮湿。他解开缠绕的棉线，翻开第一页，一股霉味扑鼻而来。红色标题写着“汉东矿业公司9·15事故调查报告”，字迹因水渍有些模糊。他翻到最后，看到附件清单上被划了圈的三项，用炭笔打着勾——但实际卷内只夹着两份材料，少了三样重要文件。

“附件呢？”侯亮平问。

沙瑞金沉默很久，屋里只剩钟表走动的细响。“缺的那三份，才是真相。”他说。

回忆铺展开来：侯亮平来汉东报到的那天，下着大雨，车窗外雨刮器拼命摆动也难以看清前路。他在车后座翻看同事递来的材料。来接他的省检副检察长陈海话不多，抵达检察院时门口有几个人迎接，其中一位五十来岁、衣着考究的人自报姓名，是省政法委的金立国。金立国握手热情而有分寸，言辞中带着期望，称反贪需要有人敢啃硬骨头来做主。侯亮平谦虚回应，但心里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
那夜，侯亮平在单位对面的面馆吃过一碗面，到办公室把材料翻看一夜后，接到沙瑞金的电话：“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”省委办公楼离检察院不远，走路十来分钟就到。顶层走廊静悄悄的，地毯厚重，脚步声被压得很轻。沙瑞金的秘书在门口提示侯亮平已经等了一会儿，进门后沙瑞金并不在窗前或沙发上，而是坐在桌后，面前摆着那份旧卷。

“亮平，”他喃声开口，声音比电话上听来更沙哑，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去汉东吗？”

侯亮平回答：“您调我来，是要我查反贪线上的事。”

“反贪的范围太广，”沙瑞金摸着卷宗说，“我要你查的，是这宗。”

他把卷宗递过去，侯亮平感到里面不过几页旧纸，封口用力扎得紧。翻开，看到二十年前的事故调查报告，纸张泛黄、粘过透明胶带的痕迹都还在。最后的附件清单列出五项材料，但实际上只剩两项，另外三项显然曾存在却被抽走——名单旁边用炭笔打了勾。

“幸存者安置记录、善后拨款明细，还有一份手写的内部处理建议，”沙瑞金说，“这三样，我找了六年，一直没找到。”

侯亮平抬头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查这个案子。沙瑞金说，是六年前刚到汉东时收到的一封匿名信，信里说当年的死亡人数与公开的不符。侯亮平把卷宗合上，问当年谁负责善后。沙瑞金没有直接回答，只从抽屉里掏出一张便签，推到他面前，上面写了一个名字。侯亮平看了看，眉头紧皱，低声念出：“金立国，是省里的金书记吗？”

沙瑞金在灯光下既未点头也未否认，屋里陷入沉默，只有钟表的秒针在不停跳动。半晌他才开口：“这几年我动不了他。我调走后，这案子就只有你能继续查了。”

他提醒侯亮平想清楚，一旦把这事翻开，会有人坐不住，可能会让你夜不能寐。侯亮平把卷宗放进公文包，拉好拉链，回应道：“我哪有睡得着过？”窗外一阵闪电，随之雷声滚过。走出楼门时雨又下了，侯亮平抱着包站在台阶上，摸着包里那份卷宗，心里沉甸甸地想着那些被抽走的材料到底记录了什么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来到省档案馆。借阅旧案的手续比想象中顺利，档案管理员看了他的证件，领他进了内间。内室不大，铁皮档案柜排成几列，管理员在第三排停下，蹲下在最底层的格子里翻了半天，终于取出那份尘封的案卷。